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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24-12-23 03:14:51 来源:2024欧洲杯买球网站 作者:欧洲杯投注官方网站入口
名片如今少见了,过去却是一种惯常的社交礼仪,初次见面,双手奉上,是一种郑重其事的礼貌。印制好的名片装在一个透明塑料盒里,100张一盒,很快发了出去,收回来的名片也填满了盒子。日积月累,估计至少有七八千张了。翻看一张张名片,眼前会晃动一张张脸庞,有的清晰,有的模糊,有的竟然全无印象。前两天和一位朋友发微信,我对他说,我还留着你的名片,引发了彼此岁月不居的感慨。
串联亲朋好友的方式很有意思。我们父辈是一两张纸片,上面写着寄信地址,后来加上邮政编码,再后来又加上电话号码。到了我们这里,则是一本通讯录,接着是换成厚厚的名片簿。但我弃簿留盒,用一些拇指大的白纸,写上“A”“B”“C”“D”……分别贴在名片盒上,然后按姓氏的第一个拼音字母,将名片分门别类存放,使用时探囊取物,唾手可得。有了智能手机后,通讯录整体引入迁进,彻底摆脱了纸质记录。等到微信问世,见面时扫一扫,你我便留存在彼此的通讯名单中。
人的一生会遇到数百万人,会相识数万人,会走近数百人。上世纪90年代,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·邓巴提出一种理论:一个人交朋友数量的最高上限是150人,因为生物学研究结果表明,人的大脑认知能力是有限的,有一个极限阈值,它限制着物种单个个体搭建社交网络的规模。现在的微信朋友圈好友上限是5000人,这本被异化了的“通讯录”,更像是一个熙熙攘攘的社交平台,你来我往,面熟陌生。
与人交往,留下姓名,愿人家记住自己,这在名片普及流行的年代,创意层出不穷。有人在上面印了十几排头衔和职称,正面放不下转到背面,似乎非如此不足以体现身份。前不久去世的黄永玉对此很不服气,他的名片上没有电话,没有单位,没有官职,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:黄永玉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(港、澳、台暂不通用),很有“粪土当年万户侯”的气势。
至于名片本身更是五光十色,凹凸的、镂空的、带香水的、木质的、金属的……印象深刻的是,南京某集团老总递给我的一张名片,PVC材质上包裹一层金箔,时至今日,名片依然光彩熠熠,姓甚名谁却了无痕迹,有一种买椟还珠的幽默。
过去能留在通讯录的都是觌面相逢,现在可以不露脸面隔空互加微信。以往记在通讯录的朋友彼此见字如晤,如今看到有些信息竟然不识发信息的人。微信时代,空间太小,没有了闪展腾挪的余地,一些朋友会在自己的姓名或昵称前面,加写上“A”,意犹未尽的还写成“Aa”,一定要占据你通讯录的榜首位置。他不知道,即使排在最前面,你也不一定会占据别人心中的位置,却可能在“朋友权限”中被定位为“仅聊天”。
我有一本上世纪90年代的通讯录,上面陆续记有五六百个联系人的姓名、寻呼机和电话号码,纸张泛黄,字迹漫漶,我将其视之为友谊的象征物品。那时候有什么事情,一个电话打过去,得到的是一片热情和坦诚。现在通讯录洋洋洒洒,但缺少和而不同的氛围,一言不合,拉黑了之。也不知为什么,一些人很看重自己是否被拉黑,他们时不时地会用种种方式去测试,一旦知道谁屏蔽了自己,睚眦之怨,同等回报。前些时候,我和原单位同事在微信中有些小争执,最后对方告诉我说:“拉黑了。”开始以为是一个玩笑,过两天再发微信去,跳出来“对方拒绝接受您的消息”。与悄悄拉黑不同,这是一次事先张扬的“割席分坐”,如果换作我,说不定还会再附上一封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,详述原委,体面分手。
年岁大了,经常有老同学、老同事谢世的消息,通讯录里要不要删除?大卫·伊格曼在《生命的清单》写道:人的去世,是生物学上死亡;人们来参加葬礼,怀念追思,是社会意义上死亡;而只有当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的人将他遗忘,才是真正的死亡。选择不删除,或许是对已故者存在的最好举动。在我们“同学少年”小学群里,一位同学走后,他老妻沿用他的微信继续留在群里,逢年过节她送来祝福,不时转发一些信息,把臂言谈,仿佛老同学并没离去。
那天离开单位时,我是将一包名片带回家的,拎在手中十分沉重。名片不能移交他人,扔了也有违隐私保护。归途中突然想到东汉的郭泰,“载刺常盈车”,他收到名片需要用车辆来装运。而汉末的祢衡自视甚高,不投机的绝不给名片,时间久了,名片上的字都磨灭了,是谓“刺字漫灭”。其实他们得到的和看重的不是一张纸片,而是交往的人和交往的情缘,因物兴感,我也分明领悟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心境。